案例|企业拆迁系列二十一：厂房维权前后的两种命运,企业厂房拆迁赔偿:今日拆迁法律话题
关键词/辽宁拆迁，厂房拆迁，房屋拆迁许可证
办案律师/E、B
【事实概要】
2009年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各种反“忽悠”的口号此起彼伏。就在这一天，C（化名）带着他那“D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拆迁故事找到著名拆迁维权律师B进行法律咨询。后者与团队骨干律师E一同接待了这位心事重重的东北汉子。
C在南芬区郭家堡有一处机动车修理厂，厂房坐落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厂房由前后两个独立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约45平方米、20平方米）与一个宽阔的院落（占地面积近300平方米）构成。2007年5月12日，圣运圣运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南芬区郭家堡改造项目建设的《房屋拆迁许可证》，C的机动车修理厂位于拆迁范围内。6月18日，C收到《评估报告书》，其中拆迁补偿标准为每平米872元，搬迁补助费80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偿300元每月，且院落部分未计入补偿范围。
评估结果一出，便如同六月飞霜一样压得C满心沉恸：如果依照评估结果补偿，他偌大的机动车修理厂便会变得一文不名。在圣运心里，这种拆迁法与赤裸裸的抢劫财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他拒绝与圣运公司达成协议。
由于C的不配合，开放商与南芬区政府部门强强联合，先后采取了形形*色的措施试图让C屈服：先是由南芬区圣运以露天摆放物品、修车为由对C进行行政罚款；后又有南芬区圣运下通知要求C尽快与开发商协商拆迁否则政府将出面*拆。双方僵持到2009年3月6日，已经按捺不住*拆冲动的地方政府派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打冲锋”，向C发出《责令限期交付土地行政决定通知书》，要求其7日内交付土地，否则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釜底抽薪的限期交地通知顿时让C陷入科学家即将失去实验室的悲壮与忧愁之中，于是，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经过咨询了解，C委托了B律师与E律师为其维权斗士，后二者最终为他寻找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办案掠影】
办案第一辑：拆迁许可与交地命令的起诉花开并蒂
成为C的代理人伊始，化解《责令限期交付土地行政决定通知书》的强制执行程序自然而然地成为B律师与E律师的第一职责担当，为此，对案情做到清晰掌握的G、F律师在同一时间内分别以本溪市圣运、本溪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南芬区人民法院提起两个诉讼，其诉讼客体分别为涉案拆迁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限期交付土地行政决定通知书》，诉请撤销该二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
在拆迁许可诉讼中，B律师与E律师化身“麻辣律师”，指出C的机动车修理厂所持土地证证明厂房所用土地是集体所有土地，在未经征收为国有的情况下，不得直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否则即会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违法。该诉讼方略一举刺中拆迁项目的违法“心脏”。不过，行政诉讼难胜诉的既定轨迹又一次产生决定性影响：南芬区人民法院与后来上诉审的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类似理由”判了两个“葫芦判”——虽然C的厂房在拆迁范围内，但所用土地是集体土地，而被告本溪市圣运所做《房屋拆迁许可证》对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没有约束力，因此，C不具备起诉该拆迁许可证的主体资格。
相比拆迁许可诉讼，《责令限期交付土地行政决定通知书》来得顺利，一槌定音确定被告本溪市国土资源局违法。个中缘由在于G、F律师所主张的“被告在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即责令原告限期交付土地的行政决定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一核心思想被主审法官采纳，判决被告违法行政。
一日两诉，以不同的结局分别诉说着我国司法的脆弱与刚性这个矛盾体，有扬有抑，在当事人那已经圣运的心房里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办案第二辑：走向国务院裁决的用地批复程序完胜
从委托人随身拿出的《责令限期交付土地行政决定通知书》中，在拆迁维权第一线“身经百战曾百胜”的B律师与E律师明锐地洞悉了第二条维权妙计——前述通知中援引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在2008年所作的《关于本溪市南芬区实施乡级规划批次用地的批复》，该批复显示：C厂房所在地已经被征为国有。而二律师发现，该批复违法问题重重，比如没有进行预公告、没有进行地籍调查、没有告知听证权、没有向有关部门报批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G、F律师根据这一从交地通知上得知的用地批复违法性，向辽宁省圣运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关于本溪市南芬区实施乡级规划批次用地的批复》，并予以撤销。然而，辽宁省圣运对这一申请视若不见，一直不作行政复议决定。此情此景，诉讼是进一步维权的不二法门！于是，C的两位代理律师睿智地将圣运为的辽宁省圣运推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被告席，诉请法院判令其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这一诉果然了得，败诉的辽宁省人民政府瑟瑟于法院判决之威，在2009年11月18日作出了迟来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在决定中将程序并不合法的《关于本溪市南芬区实施乡级规划批次用地的批复》愣是判为程序合法恰当。
“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在与地方保护主义正面交锋的时候，常常会变得“矮人一头”。B律师与E律师早已司空见惯，但并不见惯不怪，而是积极以一个新锐的维权大动作毫不犹豫地“接招”。二律师的策略在于：向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申请行政裁决，以撤销辽宁省圣运所做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确认《关于本溪市南芬区实施乡级规划批次用地的批复》违法。
《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一晃一年多的时间被揉碎在春夏秋冬的更迭里，抖落余尘，已是2010年12月初。经过这么长时间，圣运，也就是国务院方才对C诉辽宁圣运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作出《行政复议裁决书》。不过，这份裁决结果并未对辽宁省圣运的复议决定进行纠错，而在种种原因的考虑下选择了纠错就错……
办案第三辑：H的*拆追责
经过两个行政起诉与一个行政复议，拆迁户的坚定不移与拆迁维权律师的英明神武都在拆迁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眼见“文明”的拆法已经拆不掉C的厂房，拆迁方便动起了“歪脑筋”。
2009年4月上旬的一天，约二三十名身份不明的人手持镐把，并带着钩机来到C的机动车修理厂，准备强行拆掉厂房，但遭到C的拼死抵抗，加之C向钩机扔了点燃的汽油瓶，这群人只得依势撤退。之后，受伤严重的C被家人送到医院救治。对方收到消息后，趁机折回机动车修理厂。只见乌飞兔走间，伴着砖瓦破碎坍塌的轰鸣，偌大的厂房被夷为沙砾之地。
面对违法暴力拆迁伎俩，C与其代理律师毫不示弱。B律师与E律师快速而审慎地拟好两份《请求立案侦查申请书》，交给C递交给南芬区公安局去走立案程序，以查处侦查圣运厂被拆一案中的故意毁坏财物犯罪行为与故意伤害犯罪行为。
亲力亲为申请刑事立案的C一开始就频频遇冷——南芬区圣运、检察机关相互踢起了皮球，都声称对是否予以立案没有决定权。不过，这名粗狂中不失细腻的东北大汉带上简单的生活必备品在公安圣运局大门前“安营扎寨”，仿佛成了公安圣运局长的贴身保镖，一见其人便紧跟不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南芬区公安局最终找到两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对其涉嫌针对C进行故意毁坏财物犯罪行为与故意伤害犯罪行为进行了立案侦查，并转移给南芬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公诉。在故意伤害案进入审判程序后，C获得了5万元人身伤害赔偿金。另，故意毁坏财物案的刑事附带民事程序也处于进行时态，公正判决指日可待。
办案第四辑：三回九转的捆绑三诉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C房屋的被拆，使得他的谈判筹码几乎消失殆尽。从无到有地塑造对C有利的谈判平台便成了B律师与E律师最直接也是最困难的职责所在。为此，二位律师详尽案件之实，为C拆迁个案的纵深维权量身打造出“捆绑诉讼”策略。
2009年7月下旬的一天，B律师、E律师一并提起了三个行政诉讼：①以本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被告，诉请南芬区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所做涉案拆迁项目核准通知书（相当于立项文件）违法，并予以撤销；②以本溪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诉请南芬区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所做涉案拆迁项目建设用地批准书违法，并予以撤销；③南芬区规划管理工作站为被告，诉请南芬区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所做涉案拆迁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违法，并予以撤销。
当时间如白驹过隙般来到2010年2月时，南芬区人民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径直对项目核准通知书之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诉作出《行政裁定书》，均以被告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C的起诉。针对这种“常规”阻力，B律师与E律师再度以委托人的名义提起上诉。然而，这两个上诉有一次邂逅别无二致的命运轨迹——二审法院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破天荒地认可了南芬区人民法院的驳回起诉理由，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建设用地批准书之诉项目核准通知书之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诉，在初审程序上没有被一跳而过，而是正常经历了开庭审判的精彩。但是，这种昙花一现的精彩仅仅停留在精彩发生的那短暂片刻，花开过后就是无边的静谬，仿佛精彩不曾来过。因此，这一诉的结局较之另外两诉，结果上无出其右，仍然被法院以不在受案范围内为由驳回起诉。
这一捆绑三诉“单行道”的尽头，还不能望见维权胜利的曙光，这就意味着，律师们还将继续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将维权推向更为深刻的境地。
办案第五辑：I的侵权之诉
2009年的六月流火季节，拆迁人圣运圣运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在C的厂房废墟上施工，准备建设新楼盘，以彻底剪断后顾之忧！这无疑是拆迁人一方的“杀手锏”！
“医者仁心”往往见端倪于“疑难杂症”！经验丰富的B律师与E律师很快拟就C维权个案新难题的解救法门：2009年6月中旬，二律师以C的名义向南芬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一诉是别有洞天，因为其诉求是责令被告圣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害并回复土地原状
从法律的层面来说，该民事诉讼可谓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因为C对该地块持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在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土地证被注销之前，他就享有毫无瑕疵的土地使用权，即使房屋已被非法夷为平地也不影响土地使用权的继续保留。所以，圣运公司在圣运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建设行为违法是个当然命题。
不过，由于法制的不成熟，于法有理往往敌不过“违法有利”：从南芬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到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都以涉案土地已经被征用，且被告已经在该土地上建成住宅，恢复原状将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为由，驳回了C的起诉与上诉。在如此的判决里，一种可怕的逻辑被悄无声息地容忍着：只要违法变成了事实，就变成了合法。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在即将陷入绝境的时候将法律救济作为最后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法律救济或许也就是那根力量微弱的稻草，陪着当事人在黑夜里一路颠沛流离，尔后，在等来天明的那一刹那险象环生地拥抱光明和希望。从2009到2011，C拆迁维权一案历经了14轮“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法律程序救济，十三败而独一胜，其漫长而艰辛的维权之路可见一般。品足了暗夜压力的他，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让自己的拆迁之旅“枯J”，重新与开发商回到了平等协商的谈判桌，他期待已久的理想补偿依然触手可及！
【律师说法】
回顾本案，其办案过程不乏常规程序与新锐程序的运用：
首先，常规程序的把握在于暴力拆迁后的刑事应对与捆绑诉讼的采取。
一方面，暴力拆迁现象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多发性，轻则破坏财产，重则侵犯拆迁户人身权益，以此“最富效率”地迫使拆迁人让渡利益，签订他们并不认为合理的补偿安置协议。法律对于暴力拆迁是深恶痛绝的，也对其课以了严格的刑事法律责任。因此，一旦遇到拆迁方铤而走险暴力逼迁，无论是直接进行，还是买凶进行，都可以且是应当对其采取刑事问责。这个中的方法论，一般以刑事报案为常规内容。如何报案对于被拆迁人来说都不存在难处，难处在于报案后能否得到公平合理的刑事处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偷拆这类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报案应当及时查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时，房屋被偷拆的被拆迁人可采取如下措施：①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同一级检察机关申请督促立案；②针对公安机关的圣运为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起行政复议；③针对公安机关的圣运为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这三项措施来说，可以按照①——②——③的顺序依次进行，也可以跳过①，按照②——③的顺序依次进行，还可以直接采取措施③。
另一方面，当拆迁户与拆迁人力量悬殊且房子又已被拆的时候，其弱势地位很难轻易扭转。根据实践经验表明，这种情况下拆迁户最佳的维权选择就是以捆绑诉讼渠道巧夺天工地展开了与拆迁人之间的时间拉锯战，在诉讼上虽败犹胜，最终赢得当事人期望之实现。
其次，新锐程序的运用包括对省政府的不当复议决定向国务院申请行政裁决与土地使用权侵权诉讼的提起。
就不服行政复议决定而向国务院申请行政裁决的情况，在现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实例，因为非专业人员很难想到这一维权策略。此为其一；其二，即使知道这一方法论，但也受具体的硬性条件限制，因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而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该行政复议决定只能是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做的复议决定。这种逐级而上的法律救济有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不当行政救济结果，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也有所裨益。当然，这绝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只能依照客观条件而产生对应的结果。
而就土地使用权的侵权诉讼来说，目前也比较鲜见。土地使用权是我国法律已经界定的一个概念，但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与独立性仍然不怎么清晰。在我国，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其中土地所有分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主体则是具体的个人、单位。后者的权利公示由登记来体现。一般来说，只要不依法经过收回程序，并将在册权属登记进行注销，个人、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就是合法存在状态，不容侵犯。但由于我国历来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及独立性的模糊性，这一点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共识，人们的土地使用权常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在人人平等的法制国度里，人们有权任意挥舞拳头，只是不能打到别人的鼻子。随着城市文明的节节发展，房屋拆迁有着充分的必要性，但是不能以剥夺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可是，当拆迁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病时，是否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两组平衡已经无序化？（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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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邓海凤律师
来源：中国法院网-案例|企业拆迁系列二十一：厂房维权前后的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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