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小议通过行政机关调解解决拆迁补偿问题,行政拆迁案件:今日拆迁法律话题

时间:2025-05-01 00:14 | 编辑:圣运律师 | 浏览:44

摘要：办案|小议通过行政机关调解解决拆迁补偿问题，所谓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做北京地区的拆迁案件已经五年有余了。形形*色的拆迁个案逐一在时光下沉淀，累积出一份厚重的“经验之谈”。乍一回头审视、梳理这份厚重的时

所谓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做北京地区的拆迁案件已经五年有余了。形形*色的拆迁个案逐一在时光下沉淀，累积出一份厚重的“经验之谈”。乍一回头审视、梳理这份厚重的时候，一个三方格局的印象总是第一个浮上脑海：

利字当头的拆迁人——拆迁人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家俗称的开发商。在商言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天性。因此，拆迁人想方设法压低补偿，尽快完成拆迁，推动项目的进展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拆迁人可以跳出法律的“五指山”为所欲为。

无计可施的拆迁户——对于拆迁户这个群体，笔者不愿意称其为弱势群体，更愿意称其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羔羊”！是否拆迁？他们无从选择；如何取得满意的拆迁补偿安置？他们无计可施。

维权律师——在中国，有两类律师无疑等同于高空走钢索，分别是刑事辩护律师与拆迁维权律师。就后者来说，复杂的拆迁环境、滞后的司法环境、委托人在某些状况下的难以调和均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必要面对，稍有不慎，轻则职业处罚，重则失去执业资格。因此，要做一名拆迁维权律师，必须胆识与谋略兼备。

由于经济力量、社会资源、拆迁信息的掌控等方面的不对等，拆迁人与拆迁户之间的地位绝然不可同日而语，而维权律师的重任，则是突破这种悬殊的差距，实现这二者之间相对的平等对话。一般来说，维权律师会通过运用一定的法律技巧延缓拆迁项目的进展，用时间来换取金钱。这个方法虽然说不上“万灵”，但也很少失灵。但笔者认为，如若能够通过法律运作使得行政机关出面调解解决拆迁补偿问题，社会效果会更好。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

朝阳区圣运A拆迁案

在进行元泰国际大厦项目建设过程中，A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圣运的房屋处于拆迁范围内，该房屋建筑面积40.53平方米。2008年元月3日A与拆迁人北京圣运公司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当时A与北京圣运公司共签订了三份协议，其中一份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521998.60元，另外两份协议拆迁补助费分别为400000元和473870.40元，三份协议合计补偿款138万元。A在三份协议上都签字后，拆迁人北京圣运公司以回去盖章为由要求拿走所有协议的原件，在A的一再要求下，只给其留下了复印件。

2008年元月6号，A的房屋被拆除。之后A请求北京圣运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但北京圣运公司一再推脱。在A的多次请求下，北京圣运公司只认可其中的一份补偿协议，对于另外两份补偿协议则根本不予承认。A于2008年4月向朝阳区圣运反映情况，朝阳房管局拿出了北京圣运公司盖章的那份52万多的协议，另外两份协议北京圣运公司根本没有在房管局进行备案。此时A始知自己受到了北京圣运公司的欺骗。

A向朝阳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进行了多次*访，没有任何结果。朝阳区团结湖街道办事处也进行了多次协调，但仍然没有任何结果。A非常着急，找到了笔者帮助其维权。

针对拆迁人恶意欺诈的行为，我们首先向朝阳区政府提起了合同之诉，请求法院撤销那份52万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该诉讼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谈判的平台，尔后由法院主持调解。进入庭审阶段后，北京圣运公司负责人没有到场，其代理律师故意装作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也不同意调解（尽管法官很想调解）。就其案件本身来讲，作为该案原告A的代理人，我们很清楚证据确实存在不足的情况，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既然对方不同意调解，只好等待法院的判决。正如所料，法院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合同之诉败诉以后，我们转而从项目本身存在的违法点入手，向北京市圣运提起了拆迁许可证的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们还向北京市圣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拿到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然后向北京市圣运提起了规划用地许可证行政复议申请。

这两项行政复议程序启动之后，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涉案拆迁项目并没有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违反了《建筑法》第七条之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此外，《建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据此，我们又向朝阳区圣运提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要求对圣运公司进行依法查处。

后来，朝阳区圣运做出书面答复，称元泰国际大厦项目确实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这就意味着，圣运公司即将面临工程停工以及接受无证施工处罚的双重厄运。朝阳区圣运对此非常重视，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到A家里作进一步调查，并做起了拆迁人的工作。最终，在圣运的调解下，A拿到了其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基于维权律师搭建的协商平台，由行政机关出面调解解决拆迁补偿问题，既能解决拆迁户的合理诉求，也能避免影响拆迁人的施工进度，实现拆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