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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户性质分析，看看香港是怎么处理的

钉子户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是个负面的，谁要是当了钉子户，那就是千人所指，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是，人们的心理使然，认为钉子户都是刺头人家，不是好人。二是羡慕嫉妒恨，因为钉子户都会获得更多的赔偿，所谓的撑死胆大的。三是，因为钉子户严重干扰施工进度，危害到公共利益，或者是大家的利益。所以，钉子户，不是一个好名词，谁都不喜欢这个钉子户。

如果，再深挖一下，就会发现，出现钉子户与我们整体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过去的房子都是政府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多吃多占得得到的补偿就多，有些人在公共位置搭建个棚子，最后也补偿不少钱。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有的胆大的人就当上了钉子户，而钉子户每每都是会得到更多的补偿，这也是就助长了钉子户的现象蔓延开来。

当然当钉子户也有很多风险，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无论怎么补偿也不会当钉子户的原因，钉子户只能是极少数人。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就当了一段时间的钉子户，多得到了一套小房子。他说，见好就收吧，虽然还有几个人继续当钉子户，但是，承受的压力和艰难，一般人都受不了。

最近，钉子户这个事情好像干不成了，政策一刀切了，也可能是法制健全了，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钉子户也就没有戏了。最近，经常看到，有的破旧的民宅，被圈在了马路中央，还有的被高速立交桥圈在了里面，占半个公路的也有。以前，还有个房子，被留在了孤岛上，房子周边都挖大坑了，只有钉子户留在了孤岛上了，还有一辆汽车停在院子里，你说，这以后咋办？如果以后，房子盖起来，这家人，岂不是成为井筒子了？此外，如果下大雨，是不是还要弄个摆渡船，即使不下雨，这家人怎么进出呢？

所以说，现在的办法很严了，你想多赖一套房子，不可能了。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倒霉的还是钉子户自己，多的补偿没拿到，还把自己的生活搞乱套了。但是哪个办法是更好呢？是不是说，一刀切就对呢？不让人们反映自己的诉求，就合理吗？也不一定。这就涉及到，什么钉子户的定性问题了？难道非要拆迁办说了算？非要把利益向开发商一边倒？拆迁户受到损伤就不能有申诉的可能了吗？

以前，看到国外的一张钉子户的照片，是一个老太太家的一个二层小楼，小楼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小楼的位置，正好在大楼的大厅的位置。但是，老太太因为年岁已高，不想拆迁折腾了。老太太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要更多的补偿，他就是想在自己家的房子里住，不想换别的地方。最后，开发商，只要改设计，把老太太的房子，就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大楼的正中心的位置，而大楼的出入口只能另选位置。而老太太这个房子，虽然没有拆迁，但是就成为了大楼的一部分，看起来，和大楼还挺协调。

所以，虽然也是钉子户，但是国外的这个例子，和我们的钉子户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由于国外的土地房产都是私有产权，也就是说都是永久产权，所以，你要拆迁人家的房子，就必须征得人家的同意，不能强拆，这样的话，如果，搞不好，也会给工程造成很大的麻烦，耽误很多时间。但是，在一个法制比较强势的国家，业主的权利就显得比开发商的利益更占上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国外的工程往往，会因为拆迁不到位，几年、几十年不能开工，更不能完工的原因了。

日本一个机场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据说是因为机场规划，有几户的房子，正好在跑道上，但是，这几户人家，就是不愿意搬迁，也是给多少钱，都不搬。从提出规划到现在，都40多年了，机场改造的规划还在抽屉里放着呢。

关于拆迁，国外和中国的情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我国香港在多年前，搞过一个拆迁计划，其处理方式，堪称经典，我们不妨学习研究。

牛头角上邨是2009年夏天由政府兴建的一个公共屋邨，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老旧屋邨的7幢大楼被全部拆掉，但是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于是，居民们凝聚起来，走进了政府大楼，与政府沟通，表达意见。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官方最终“顺从民意”，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从而让这些底层市民，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整体重建计划”。推土机往前开动，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说，“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我都不敢想象了。”

事实上，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当时，对每一个纳入“整体重建计划”的屋邨，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

朱淑芬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咨询会”，介绍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她向居民分析说，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虾兵蟹将”，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要和他们“摆道理”。于是，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寻找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

换到政府部门的角度，就近安置“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满足居民的要求，“整体重建计划”就必须延期三四年。拖延大型工程，不仅会影响政府信用，也意味着香港的纳税人可能为之付出更多的钱。对外界的种种声音，下邨二区的一群居民通过调查问卷，他们清晰地表达出民意——为了就近安置，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等待3~5年。

时隔多年，朱淑芬依然用“奇迹”来形容这场官民互动。“这种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影响政府，然后真的有所改变的例子其实不多。”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本文由“马跃成”账号发布于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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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薛洁

来源：头条-从香港拆迁，看影响楼市的一个意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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