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征途——法学博士后的诉讼手记（103），【我的讼No 234】涉外合同纠纷案我的当事人是东莞一个村委会，1993年将一厂房租赁给一家香港公司，租期50年，租金一次性付清，相当于以租贷售，这种情况在东莞很常见。2010年，这家香港公司将
【我的讼No.234】涉外合同纠纷案
我的当事人是东莞一个村委会，1993年将一厂房租赁给一家香港公司，租期50年，租金一次性付清，相当于以租贷售，这种情况在东莞很常见。2010年，这家香港公司将这个厂房转让给一台湾老板，交易金额约400万元，我的当事人以补充协议的形式，确认案涉厂房转让的事实。台湾老板在支付大部分款项后，拒不支付80万元尾款。香港公司以台湾老板为被告起诉至法院，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要求解除他们在2010年签订的合同，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及厂房并支付占用费300万元。
原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不能出租用于建设厂房，认定他们之间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须返还土地及厂房，但占用费基本上未获支持。台湾人年老而固执，未聘请律师，也未反诉，一审判决后未上诉。香港公司认为占用费也应该支持，故不服原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一审法官遂追加我的当事人为被告，我得以介入本案。
我研究案件后，发现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首先这个案子的案由不是租赁合同纠纷，虽然香港公司与台湾人之间的合同标题为租赁合同，台湾人与村委之间的合同标题也是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但本案法律关系的实质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其次，案涉的合同不一定能够认定为无效合同，1993年香港公司与村委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这个没有疑义，但对于无效合同的转让行为是否应归于无效，要看具体情形，就本案来看，显然不能认定为无效。我觉得他们稀里糊涂打了几年官司，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搞错了。
重一审庭审中，台湾人称原告没有遵守合同约定，办理土地证，原告还有两个债权人占据一楼厂房拒不搬离，因此拒付余款80万元。我则在答辩状之外简要表达我的观点：本案不是租赁合同纠纷，若原告以此为案由诉讼，应予驳回；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为原告的请求权依据在于2010年的合同，村委会并非该合同当事人；即便村委会是适格被告，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0年的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也没有可以解除的情形，原告诉请应予驳回；即便案涉合同认定为无效，村委会也是土地和厂房的权利人，原告诉请返仍然缺乏法律依据。
重一审法官认为“合同的实际内容为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尾款支付时间为2010年10月30日，原告在2012年10月29日起诉，未超两年诉讼时效；因合同性质为合同转让，受让方已与村委会建立新的合同关系，故案涉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因此，判决驳回香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各方未再上诉，案结。
这个案子判决出来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称最应该感谢我的应该是那位台湾老人。因为我的当事人是村委会，在本案中的身份本应为第三人，虽然错列为被告，但原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不追究村委会的法律责任，我表现如何对当事人已无影响。如果按照原一审判决，台湾老人不旦会失去工厂，还有可能被判支付数百万元场地占用费。数年诉讼之后，重一审判决驳回香港公司的诉求，台湾老人担心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无效合同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心力，找了几个案例，还有上海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解释中对于无效合同的转让行为的有效性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这个案子让我开心的地方还在于，通过对案件的深入研究，发现之前两审法官和代理人的错误，并在重一审中说服了法官，让他接受了我的观点，不但改变了案由，也完全推翻了原一审判决。专业是力量之源，专业也是快乐之源。
……
东莞存在大量这种小产权厂房，一般都是在村委会租地数十年，然后在土地上建设厂房，租期结束后，厂房归村集体。如果要转让，签个转让合同，村委会再盖个章确认，或者签个补充协议，厂房就易主了。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交易简便，交易成本低，东莞的经济崛起可能也得益于这种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交易的稳定性差。从专业角度来看，只要村委会提起诉讼，这些合同都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材委会就可以轻易收回土地和厂房，但我在东莞执业十年，似乎没有发现一例类似案件。大家似乎都在遵守这种法律之外的规则，而这种规则对保障交易稳定，建立交易主体之间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周晓明，经济法博士，法学博士后，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争议解决、计算机及数据、刑事辩护。
【我的讼No.216No.217】承揽合同两案
当事人公司倒闭，欠了不少供应商的货款和加工费。我接受委托之初，当事人公司还是想继续经营，希望供应商的款项能够打些折扣，他们再想办法付掉。我见了他们几乎全部的供应商，有些供应商挺爽快，知道这公司坚持不住了，能够拿回一些钱当然更好，两折三折都愿意，最低还有一折的，我便与他们切结掉一部分。签订货款结算协议后，当事人公司便按协议给供应商付款。
有些供应商，货款或加工费的数额较大，一两百万那种，一般都不同意较低的折扣，而如果折扣较高，当事人公司也缺乏支付能力。这两家公司便是这种情况，没有协商成功，他们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他们的起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明知当事人公司基本上没有财产，起诉也于事无补，但是不起诉，总是心有不甘，毕竟货款不是小数目。
这两个案子我都出庭应诉了，根据当事人公司提供的数据，确认了加工费的数额。我也知道这种庭审意义不大，但受人之托，如果连庭都不出，肯定对不住当事人。法院反而觉得无所谓，拖了很长时间才出判决。这两家公司应该都申请强制执行了，不过当事人公司后来自救失败，没有留下财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无奈移居国外，强制执行也失去意义。
印象较深的是，其中有家公司没有请律师，由他们的财务人员作为代理人，大约就觉得没什么希望，请律师反而增加损失。这位财务对诉讼流程完全不懂，一碰到问题就来问我，我都给他耐心解答，他似乎也挺信任我，都按我说的去做，他也从未有一句对当事人公司的怨言。我代理了当事人公司与倒闭相关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常常碰到剑拔弩张的场面，在他这里倒是一派平和，确实难得。
作者：周晓明，经济法博士，法学博士后，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争议解决、计算机及数据、刑事辩护。
【我的讼No.23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当事人经营公司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她有一宝马X5轿车，断供之后，提供贷款的银行在深圳起诉了她。她公司的案件都是由我代理的，这个案子我就顺便帮她代理了。
开庭那开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但案件细件已经回忆不起。这种案子的代理空间本来就很小，加之她已经没有清偿能力，不打算偿还贷款，我只需出庭履行我的职责，因此并无代理压力。
开完庭后，她从国外回来，约我吃了一顿饭，送了两瓶洋酒。吃饭时她说，因为债务太多，在国内发展会很艰难，她已打定主意出国定居。她是开着那个宝马车来的，全部家当都在车上，她打算开着车回八九百公里外的农村老家，把车子送给家人开。
那次之后，她便再无消息。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出国定居，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开着车，载着她手头仅有的物件，千里迢迢回到老家，那是梦想萌芽的地方，仿佛一个轮回，她又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们见惯了聚光灯下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创举我们津津乐道，但创业失败后的滋味我们少人懂，创业失败者的背影也无人目送。世道炎凉，让人感叹。
作者：周晓明，经济法博士，法学博士后，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争议解决、计算机及数据、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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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冯兴元教授
来源：临律-正义的征途——法学博士后的诉讼手记（103），
